连贯：胜利大营救——《中共中央南方局与伟大的抗日战争》选登③

新重庆-重庆日报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与伟大的抗日战争》近日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重庆-重庆日报客户端就书中的“口述回忆”板块进行选登。今日推出连贯的《胜利大营救》。

连贯，1938年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党支部书记兼华侨工委委员，1942年后调中共广东省临委任委员，参与领导广东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

——编者

胜利大营救

连贯

香港沦陷前，我和廖承志等在香港主持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工作。1941年12月8日清晨，在港英政府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日本侵略军突然袭击九龙启德机场，并在十几天内武装占领了港、九，迫使港英政府于12月25日向日寇投降。港、九战事突然发生，又出乎意料地迅速结束，这就使我们的转移工作出现紧张的局面。

当时，我党在香港除了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外，还有前来香港参加南委会议的尹林平、张文彬、梁广等以及在港的地下工作人员。战事一爆发，日寇便切断了港、九的交通，加上日机的轰炸，使我们在港、九的同志互相间失去了联系。日寇占领香港后，即进行全面清查户口，旨在搜捕中国共产党及抗日人士。因此，我们必须尽快撤出港、九地区。

我通过在香港的地下工作者找到了廖承志、尹林平、梁广、乔冠华、张文彬等人。又通过廖安祥在避风塘找到一条船，我们便到船上暂时躲避日寇的清查。就这样大约在船上待了一个星期。有一天，负责九龙情报工作的李健行，从九龙秘密来香港在船上找到了我们。他带来了一个消息，使我们作出了立即撤出香港的决定。原来，停战后，日寇为了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在清查人口的基础上，遣散香港居民100万人，将香港当时的160万人口减至60万人，许多在香港住了几十年的人，也被迫回内地去。李健行说，这是个极好的机会，我们可混在这批“难民”的人流中，撤到内地去。

虽然日寇在大量疏散居民，但对中共党员及抗日人士仍是搜捕对象。因此，香港到九龙的海面被封锁，到处都设检查来往行人的关卡，发现可疑者则逮捕。当时，我们几个化装成“香港大亨”，可是有几个同志不会讲白话，对付日寇还可以，而对付汉奸、伪警就不行了。因此，我们的行动必须小心谨慎。

此时，廖安祥帮我们找到了一条小船，趁着黄昏的暮霭，我们六七个人悄悄地从大船转到小船。事前，我们和船家商量好，如果碰到鬼子或汉奸来盘查，由船家出面应付，就说我们是在香港做生意的老板，家住九龙，自开战以来，与家人失去联系，现在停战了，想回家看看。从铜锣湾避风塘到九龙红硼并不很远，可是我们行进的速度很慢，因为要躲避鬼子的巡逻艇。天将亮时，我们的船到达红砌附近海面，正在这时，碰上了鬼子的哨兵和汉奸，于是船家便上前去应付，鬼子和汉奸听到我们说得有理，又见个个西装革履或长衫马褂，像个老板样，加上我们掏出十元港币“孝敬”他们，便一挥手让我们过去了。

上岸以后，尹林平便去找游击队交通员联系，当晚我们就住在这个交通员家里。第二天早上，我们继续上路经红硼到九龙城。

战后的九龙满目疮痍、混乱不堪，几千难民拖儿带女等待出境检查。这时，我们的身份已不是“香港大亨”，而是衣衫褴褛的“难民”。我们混在难民队伍里，出了九龙城再往北走了约30多里地，便到了西贡山。这里有游击队的便衣活动，我们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在游击队的护送下，我们很快就到达惠阳境内的一个村子，卢伟如在那里等待我们。自从香港发生战事以来，我们的生活处于动荡之中，现在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而且尹林平、张文彬等都在这里。我们开了三天会，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目前的主要工作，是怎样将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及一些国民党左派知名人士何香凝、柳亚子等抢救出来，因为他们是我党的宝贵财富。抗战初期，他们在内地办刊物、写文章，猛烈抨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国民党的迫害。我党领导人周恩来非常关心他们，亲自安排将他们撤到香港。这批文化人从国统区撤到香港不单是为了“避难”，更重要的是让这批人在香港建立一个对东南亚及西方各国的华侨和进步人士的宣传据点，让香港同胞、世界各地的千百万华侨和外国进步人士，能有机会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玩弄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在“舆论自由”的香港，发表文章不必隐名埋姓，况且皖南事变后，我党在香港组织了二批人署名发表通电，谴责蒋介石。一批是以邹韬奋、夏衍、茅盾为首的文化界人士，一批是以何香凝、柳亚子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人士。这些人抗日反蒋的态度已为社会所知，故日本占领香港后，必然要遭迫害。因此，我们必须尽快设法将他们抢救出来。

经过三天的详细研究，我们初步订出了抢救文化界人士和进步人士的计划，并作了具体分工，尹林平、张文彬去路西，通过我们的电台向党中央报告香港的情况；廖承志去重庆，向周恩来当面汇报我们的抢救计划；我是本地人，到老隆负责具体安排疏散人员的行动路线和食宿问题。不久，中央复电指示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将他们抢救出来。

一场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抢救香港沦陷区文化界人士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这是一次规模大却又安排得异常周密的营救行动。参加抢救工作的，除了香港地下党和东江游击队外，我党还在香港动员了为数众多的进步工人及利用了各种统战关系参加抢救工作。整个抢救工作从1942年1月初直到6月初，历时近半年。这期间，几百名文化界知名人士、国民党左派及国际友人，分批从香港安全转移到内地。

我在老隆负责转送这些文化人。他们大多数是经这里到韶关，然后再转到桂林、重庆等大后方去的。在这些被抢救的文化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邹韬奋。他和茅盾等人是第一批从香港撤到游击区的。为了安全，他在宝安游击区住了一段时间，直到4月间才转到老隆。

邹韬奋到达老隆时，我党获悉国民党已派出特务，四处搜捕，并扬言“一经发现，就地惩办”，根据上级指示，我找到邹韬奋谈话，说明目前他不能前往桂林，需要在广东隐蔽一段时间，夫人和子女由党组织安排，先撤到桂林郊区暂住。邹表示服从党组织决定。于是，我决定将邹送往梅县一个偏僻的山村——江头村侨兴行经理陈炳传家里隐蔽下来。为了安全，我的女儿连结和郑展以表兄妹的关系，护送韬奋（化名李尚清）去梅县。直到9月下旬，党组织才派人把他转送苏北解放区。

何香凝和柳亚子是我们抢救的重点人物。决定安排他们从海上坐船直接到海丰一带上岸，然后转送内地。香港沦陷前，我们与廖安祥合伙做生意时，有条机帆船，正好用来运送何、柳逃离香港。当时，船上除何香凝、柳亚子父女及廖承志的妻、儿外，还有很多真正的逃难者。当船抵达海丰时，碰到了一个意料不到的情况：国民党在检查这艘从香港来的难民船时，发现何老太太，这真是非同小可，因为何香凝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比较多的人认识她，海丰国民党当局不敢怠慢，把何香凝接上岸，并开了欢迎大会“庆祝何香凝委员脱险”，当地报纸还登了一则消息。国民党中央委员罗翼群得悉，亲自驱车到海丰，将她接去兴宁。

而柳亚子由于化了装，没被人认出，他们父女及廖承志妻、儿由我党的同志掩护，经过千辛万苦来到老隆。我征得柳老的同意，把他送往兴宁水口一个同志的家里暂住一段时间，然后再从那里转送桂林。

抢救文化人的工作到5月底已基本完成。6月初，我接到组织通知，粤北省委遭到破坏，廖承志在韶关被捕，要我迅速撤离老隆经惠州到东江游击队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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